特约记者 段莫 余晓清采访

原载《中华儿女》杂志

1999 年第六期

一般情况下，一个人三十九岁的年龄意味着什么？古语“三十而立”。三十九岁倘若事业上还一无建树，似乎这一辈子也就没有多大指望了。

赵忠心教授却是在“一般”之外的特例。

他是在三十九岁，临近“四十而不惑”的台阶上起步，奋斗，建立起中国家庭教育理论研究领域崭新的王国！

1987 年，他在中国高等学校第一次开设了家庭教育学课程。

1988 年，他出版了中国当代第一本家庭教育学学术专著。

1992 年，他招收了中国第一个家庭教育学“硕士研究生”。

迄今为止，他仍是全国高等学校唯一的一个家庭教育学“研究生导师”。

二十年间，他游学香港、台湾，足迹遍及全国所有省份二百多个城市，讲课五百多场次，出版了二十多本学术著作，在上百家报刊上发表了一千余篇文章，总计一千万多字。这也就是说，二十年如一日，他必须每天在电脑上敲出 1500 字。

当我们在北京师范大学一幢普通的教授楼房里，在一间书架排满整面墙壁的书房内，对赵教授表示出内心的惊讶和敬慕时，赵教授没有客套，没有谦虚，当仁不让地说：

“当年选择这个研究方向时，我就很自信：我一定能够成功！”

声音干脆，底气十足。而那目光，有不属于这个年龄，甚至不属于知识分子身份的一种锐利！

“雄关漫道真如铁，而今迈步从头越”。1980年，在北京师范大学

附属中学任党总支书记的赵忠心被调到教育科学研究所搞科研

时，他已经比和他在师大毕业的同班同学整整晚了十五年。在差距面前，他没有却步，反而让他焕发出一种奋发的豪情：“我要用五年赶上并超过他们！”

赵忠心终于回到他所向往的理论研究领域。他多年“离群索居”，有一种“归队”的感觉。从科研的角度看，他比他留在大学的同龄人的确是晚了十五年；然而，他并不后悔在中学工作的那段经历。认为在中学工作的十五年，亲身参与了基础教育的实践，这是非常难得的经历，为他后来的理论研究积累、提供了宝贵的直接经验。他觉得这是他特有的优势。

成功往往取决于关键的第一步。对赵忠心教授来说，“选准研究方向”，是他的重中之重：已届不惑之年，不允许他犹豫不决，也不允许他说“试一试”，必须马上选准方向立即行动，刻不容缓。但这第一步要慎之又慎，一步错，步步错，不容你有丝毫的闪失。

他想，我已届“不惑”之年，要是跟在别人后头跑，会永无出头之日。我要选择一个有所作为的研究方向，它必须是社会急需，而且最好是没有人涉猎过的空白。赵教授绞尽脑汁，他的眉头时而扭结，又时而松弛。

终于水落石出。经过一段时间的考察、思索、比较、筛选，“家庭教育”这四个字渐渐在赵忠心的脑海里凸现了出来。

可他的兴奋还来不及发热膨胀，就灰飞烟灭——

领导不同意：“研究青少年德育，这是目前最重要的。”

同事、老同学也不理解，觉得“不伦不类”：“家庭教育？那是女人们婆婆妈妈管小孩子的事。你一个大男人，还正而八经地把它当作科研课题？！”“没有人承认你的研究成果，怎么办？”“不给评职称，怎么办？”……这的确关系到赵忠心后半生的发展前途。

没有回应的呼声，最能反射出一种寂寞。

赵忠心选定这个研究方向，不是头脑发热，一时冲动；而是经过了深思熟虑，是理性的选择。

他不容置疑，无比坚定：今天，学校教育越来越发达，但同时家庭教育职能并没有因此而消失，家庭教育仍旧一如既往地继续在发挥着作用。它之所以存在，就表明它有存在的基础，即条件和必要性，就必定有它特殊的内在矛盾，即特殊的规律在支撑。理论研究的任务就是揭示事物发展的规律。

认为家庭教育是婆婆妈妈的事，似乎没有规律可循，没有什么学问，那是因为没有进行实地研究，没有揭示、认识它的规律，并不等于没有规律。这就像人们站在海岸妄说大海没多深是一个道理，只有亲身跳到海里才知道海水的深浅。赵忠心下定决心，就是要跳到“家庭教育”这个没有人试过深浅的“大海”里去实地测量。至于承认不承认研究成果、评不评职称，那都不是我能左右得了的问题，先不管这些。

“只管耕耘，不问收获。”赵忠心很倔强，不想轻易放弃自己的选择，他再次找到单位的领导，别出心裁地跟领导订了一个口头的“君子协定”：“请领导允许我干五年。五年内，我要是搞出在全国有影响的科研成果来，就让我继续干下去；如果我搞不出来，我就自动卷铺盖卷，离开师大！”

话都说到了这个份上，领导虽不大情愿，也只好默许。

赵忠心知道这个“协议”的分量。他是把自己后半生的命运置于“背水一战”的境地，逼迫自己“破釜沉舟”。只许前进，不能后退；只许成功，不能失败。

赵忠心的事业开始的时候，那可说真是“一穷二白”：没有一分钱的科研经费，没有资料的积累。

单枪匹马，孤军奋战。没有伙伴，没有助手，调查研究方案没有人帮助做。请人帮助做，又囊中羞涩，分文无有。怎么办？事必须要做。世上无难事，只怕有心人。赵忠心开动脑筋，想到了一个绝妙的主意：“以工换工”。他给家长讲课，培训教师，他的课讲得生动活泼，深入浅出，通俗易懂，没有不受欢迎的。然后，他跟讲课的组织者讲：

“咱们结成个‘互助组’好不好？我讲课不要你们的酬金，你们呢，替我做调查也不要我付劳务费。”

一个科研工作者的诚恳和对事业的执着精神，深深感动了对方：讲课费照付，调查费分文不取。

但是，不是所有的问题都能用“工换工”解决的。查阅到大量资料，没钱买，那时也没有复印机，就是有复印机也没钱复印。怎么办？困难必须要克服。

那时，赵忠心刚刚四十岁，年富力强，精力旺盛，浑身有使不完的劲。他使用一个最原始的办法：手抄！自力更生，丰衣足食，亲自动手抄写。他觉得，还是自己动手抄最可靠，抄一遍要比看一编印象深多了。他熬过了数不清的“三更灯火五更鸡”疲惫的夜晚，就凭着手中的一支笔，他硬是抄完了《列女传》、《颜氏家训》、《温公家范》、《袁氏世范》等几十万字的资料。他右手的中指上，磨起了厚厚的老茧，久久未能退去。那几尺高的手稿，现在还摆放在书房的最显眼处。早已是汉字输入高手的赵教授，每当看到那一笔一划的手迹，都分明瞧见了自己皓首穷经的倾心付出。

五年期限，转眼就到了。功夫不负有心人。赵教授终于建立了“家庭教育学”的基本框架，专著写出来了。

他本来以为可以松一口气了，没料到他又陷入了更大的困境——没有出版社肯出他辛辛苦苦写出来的专著。那个时候，家庭教育在人们心目中还是个新鲜事儿。家庭教育的专著，出版社见所未见，甚至闻所未闻。赵忠心虽然对自己的学术研究成果很自信，认为已经形成了比较完整的家庭教育学的学科体系。但在理论研究领域，他那时候还是个初出茅庐的“新兵”，是个很不起眼的“无名小卒”，没有人用正眼看你。他切身体验到了“门难进，脸难看”的尴尬。

在学术研究领域赵忠心是个新手，但他毕竟在社会生活中摔打了十多年，应当说有一些经历了。他知道，万事开头难。书的出版是遇到了困难，但同样还是难不倒他，他不相信“拿着猪头找不到庙门”。他不仅表现出了理论家的智慧，还表现出了谋略家的胆识和勇气。

他不在乎“门难进，脸难看”，“丑媳妇总得要见公婆”。他硬着头皮跑了多家出版社，屡屡面对那“不屑一顾”的轻蔑态度，他没有泄气。终于有一家出版社的口气有了些松动：“赵老师，说实话，我们不懂它的学术价值，怕贸然出了赔钱。”

赵忠心不怕出版社说话，就怕不说话。他抓住机会，立即接住话茬说：“你们不是怕没人认可我的专著吗？这样好不好：我先给你们写一本通俗的科普读物，不是学术著作，这本书肯定能赚钱。要是发行不错的话，再把我这本专著给我‘搭上’出版，怎么样？”其实，就像卖香烟的高价低价“搭配”销售的策略。

赵忠心日夜兼程，很快写出了一本名为《中学生家长必读》十万字的通俗读物，这在当时也是稀有的“产品”，出版后经济效益很好，立即同意出版他的《家庭教育学》。

那是 1987 年。那个时候一个人同时推出两本书，非同小可，在社会上引起了不小的轰动，教育学术界一下子便知道了“赵忠心”这个名字。

我们看到了摆在茶几上的这两本书，比起现在的印刷质量和装祯技术，它们实在是不起眼，甚至是有一些粗陋的。但正是它们，为赵忠心开辟出了一片全新的学术天地。也感谢这家出版社的编辑慧眼识珠，中国学术界才填补了一片空白。赵忠心教授用他学术精神以外的慧黠，赢得了这具有战略意义的一步。

“这个办法看来有些登不了大雅之堂，但有一点在我的思想上非常坚定：绝不能让我的学术著作烂在手里，一定要让它见天日。我能写出书来，也就能把书推出去。这两本书问世以后，我立刻就从“买方”变成了“卖方”，有五六家出版社主动找上门来，倒过来请我出书了。”

话语中充满着自信和得意，也隐隐约约地流露出一丝无奈和自嘲。我们却听得心花怒放，禁不住表示出由衷的钦佩：这才是新时代知识分子该有的风范！既然市场经济无所不在，今天的学者们就得有三分迂腐，添一分精明。既能扎扎实实地做学问，也会推销自己的学术成果，以保证学术平的精进和事业的发展，何乐而不为！

迈出了这坚实的一步，赵忠心名声在外。但他却异常的冷静，没有满足现有的成绩，没有自我陶醉，没有故步自封、停滞不前。他想：我这株家庭教育的“墙外花”，能不能“墙外开花墙内也香”，能不能在师大校园里盛开？

1988 年，他试探性地在学校开设了家庭教育学公共选修课，把时间定在晚上。课程公布出去，赵忠心感到从未有过的忐忑不安：这门课，国内还没有人开过，我也是开天辟地第一次在高等学校讲课。有没有人买我的帐？也许一个学生也没有……结果大大地出乎意料——

“您知道有多少学生选修了这门课？”赵教授笑吟吟地两眼盯着我们，故意卖起了关子，“一千二百人！有本科生、研究生、进修生……当时全校只有两千来学生，每年有二十多门选修课，我的课是选修学生最多的。”

学校最大的教室“五百座”根本坐不下。第一次上课那天，教室的走道上，窗台上，全是学生，有坐着的，有站着的，包括他讲课的讲台的周围都像小燕子似地坐了一圈。赵教授又紧张又激动。哪一个老师见到了这样的场面能不激动呢？课一口气讲了三个多小时，学生们个个聚精会神，全神贯注，没有一个人走动离开。

下课了，学生们意犹未尽，围着问这问那，久久不愿散去。赵教授忍不住问学生：“你们为什么要选这门课？”

学生们争先恐后地说，据了解，目前国内还没有人在大学开这门课，我们想听听家庭教育课究竟讲些什么内容。还有，我们将来都会当爸爸当妈妈，现在只许生一个，要培养高质量的孩子，就该未雨绸缪，提早做准备，用科学的教育思想武装自己的头脑。

只有在这个时候，赵教授才切切实实地感受到：当初力排众议，选定这个研究方向，我的决定是正确的。

就像芝麻开门后，满洞窟都是珍宝一样，家庭教育一旦被大家重

新认识了解，才发现多少未知等着我们去探求。这些未知都关系

到每个家庭，关系到每个孩子，而孩子又联系着一个民族的兴衰

荣辱。赵教授时刻觉出肩上的担子是沉甸甸的……

我们中华民族素有重视家庭教育的优秀传统，积累了非常丰富的经验。但过去，中国家庭的子女一向比较多，人们拥有的是教育多子女的经验。今天，面对独生子女，不夸张地说，家庭有孩子和没有孩子但亲戚朋友有孩子的人，都对这个“小太阳”、“小皇帝”的培养教育有些迷茫，就像“老革命遇到了新问题”，感到束手无策，无所适从。急剧变革的社会让大人的许多观念在发生着变化，但又不知如何理清头绪，对孩子实施教育就显得盲目随从、手忙脚乱。这个时候，赵教授高屋建瓴的轻轻点拨，像神秘的魔杖，使人豁然开朗。

“洋为中用，古为今用。”一方面要继承、发扬我国传统的家庭教育文化，也不拒绝借鉴外国先进的经验。改革开放以来，外国的东西大量涌入我国，正在冲击着我国的文化传统，一定要根据中国的国情，慎重对待。不能盲目引进，免得“水土不服”。像外国有的家长对孩子剪草做家务，大人付报酬，中国家长也学着那样做；外国鼓励小孩子要勇敢，中国家长就教育孩子别人打你，你也打他……

赵教授不赞成这样做：“给小孩子零花钱，是做家长的义务；孩子干力所能及的家务活，也是他的义务。劳动在市场经济条件下，可以是有尝的，但家务劳动属于伦理道德范畴的行为，是一种义务，对家庭成员来说不能是‘商品’。如果用钱来衡量，就等于用事实告诉孩子，人与人之间包括亲人之间都是一种金钱关系。不能以道德的丧失为代价，去鼓励孩子参加家务劳动。这样做，得不偿失。”

有的家长看到别人，注重培养孩子的竞争意识，就认为孩子只要学会竞争，就能够适应环境，立足社会，这种观点很片面。首先，社会的竞争绝不是像小孩子搏斗那样，那是对社会竞争的一种肤浅的理解。其次，社会生活有多种领域，在不同的领域有不同的行为准则。市场当中要讲究竞争，“市场不同情弱者”；但在有的领域就不能讲竞争，要讲谦让。比如，上公共汽车，就要讲秩序和谦让。再比如，小孩子在外面被人欺负了，可以告诉老师、家长帮助解决。如果同学之间你打我一下，我非得打你一下，这样“针锋相对，寸土不让”，那到处就都成了“战场”。另外，从保护孩子的角度讲，总教孩子跟人拼命，不吃亏，最后吃亏的还是自己。遇到比自己强的能硬拼吗？遇到手持凶器的歹徒能硬拼吗？家长应教会孩子保护自己。

几年前，北京有个中学生见义勇为，在与歹徒搏斗中牺牲了。孩子的父亲知道赵教授认识一些“上边”的人，便找到赵教授说，希望能帮他找找有关单位，给孩子封个“英雄”、“烈士”名誉什么的。赵教授推心置腹地跟那位家长说，我是认识一些人，但我不想为你找“上边”。你的孩子有正义感，很英勇，是个很优秀的、值得家长骄傲的孩子；但这事不能大张旗鼓地宣传。因为小孩子好模仿，未成年人要是都去跟歹徒搏斗，是要出事的。过去，宣传像赖宁那样英勇救火的孩子，是违背未成年人保护法的，是不妥当的。出现小孩子受伤害的事，不该宣传表彰，大人们该做的事是反思、检讨，总结经验教训。未成年人是弱者，是需要保护的对象，不能鼓励他们亲身跟歹徒搏斗，去救火，去抗洪。因为面对穷凶极恶的歹徒和“无情”的水火等自然灾害，未成年人处于绝对的劣势。歹徒没抓住，我们可以下次再抓；财产损失了，我们可以通过劳动再创造；而孩子的生命消失了，是不能复活的，不能鼓励未成年做无谓的牺牲。你这个品学兼优的孩子过早地牺牲了，说明我们大人没有教给他自我保护的意识和能力，没有尽到保护的责任。

沉重的气氛，第一次来到我们中间。听了赵教授的分析，我们对许多司空见惯、习以为常的问题，开始重新审视。赵教授的体会又远远突破我们思考的表层，深入到事物的本质。他所体会的责任，应该是这样的强烈！正是这种强烈的社会责任感，使他几乎废寝忘食，夜以继日地工作；对媒体的宣传，凡是有损孩子权益的，凡是迷惑了家长的，他都是无所顾忌，仗义执言。

“目前，我国家庭教育的最大误区，就是家长的功利心太重！为了孩子的聪明，考上大学，成为人上人，于是，什么‘音乐胎教’、‘零岁方案’，吃‘脑黄金’、‘忘不了’等等，伴随着各种天花乱坠的广告，铺天盖地而来，家长们总是抱着‘试一试，万一有用呢’这种侥幸心理，不明白枉费几千几百元钱是小事，弄不好伤害了孩子，可能要毁掉孩子的前程，家长将会后悔莫及。”

“母亲一怀孕，就进行所谓的‘音乐胎教’，把耳机放置在肚皮上，对着胎儿稚嫩的耳膜没完没了地放音乐。大人不想听了，顺手就关了；可胎儿怎么办？就只能被动地忍受着无法忍受的噪音的骚扰，有多么可怜！有的孩子，就是因为在母亲怀孕时受到了粗制滥造的‘胎教音乐’的严重伤害，而造成两耳终生失聪。我曾写过一篇名为《丈夫如何进行胎教》的文章，说胎教不光是孕妇一个人的事。胎教最主要的就是让孕妇保持良好的情绪。良好的情绪怎么来？主要不是靠什么美妙的音乐，而是靠跟孕妇关系最亲密的人对她的态度；如果丈夫、婆婆天天让孕妇生气，再动听的音乐也无济于事。”

电视里有一个广告，请了清华、北大和北师大等知名大学的学生，做广告说：“吃了‘脑黄金’才考上了名牌大学！”这些学生纯粹是商家雇的“托儿”！哪一个诺贝尔奖获得着吃过“脑黄金”、“忘不了”？孩子从小吃这些东西，如果产生了依赖性，学习时一旦记不住了，就会想：“哎呀，我脑子不成了，得补脑。”这样，会使孩子越来越失去自信。孩子脑子不需要单补，要补脑，最好的补品是“膳食平衡”。

前几年，有人鼓捣出了一个“零岁方案”，目标是让孩子三岁“扫盲”。我不赞成。有的孩子是能认识几千字，但不可能所有孩子都能做得到。我一口气写了六七篇文章反对这件事，结果他们把我告到“上面”，说赵忠心打击他们搞科学实验。“上边”派人到发表我文章的报社查那件事，把总编辑吓坏了。我安慰说，不用害怕，“文责自负”，一切后果由我承担。我说，这不是打击，是对社会负责任。没有经过实验证明的“方案”，就不能作为商品推到市场是上去。三岁的孩子怎么能“扫盲”？认识一些字还可以。比如，“花”、“草”、“树”、“木”、“水杯”、“电灯”等字词，三岁的孩子会认得，懂得含义，因为这些字词有实物做依托；但像“理论”、“一刹那”、“偶尔”等这些很抽象的事物，孩子只能像鹦鹉学舌那样会念，但不可能懂得其含义。他可能说“我要买一个大偶尔”。这个“方案”是把早期教育引向歧途，三岁的孩子“扫”不了“盲”，也根本用不着扫盲。

去年，外国人写的一本书《学习的革命》，传到中国，国人趋之若骛，疯狂抢购，赚了中国人很多的钱。我看了这本书以后，立即在《中华读书报》上发表了一篇文章，题目是《“学习的革命”究竟给我们带来了什么？》文章中说，“革命”一词，我们中国人可不陌生，是指“根本性的变革”。可这本书里，全是别人观点的大“拼盘”，没有什么新的东西，而且还有许多的奇谈怪论。比如，书中说读了这本书，可以做到“一天能看四本书，并能记住全部的内容”，“四到八周可以熟练地掌握一门外语”，这是绝对不可能的。像书中所鼓吹的那样，一个星期就可以学完小学课程，两个星期就可以学完中学课程，用不了两个月就可以拿到博士学位；如果一两个月就能掌握一门外语，人这一生得能掌握上百外语，这不是胡扯吗！？

有人对赵教授说：你要是开个文化公司，出书、出磁带，办培训班，一定能发财。就凭你的名气，甚至会有商家推出新产品，高价请你讲几句好话做广告。赵教授连连摆手，一口回绝：

“不干，不干。我是个老师，我做不买卖，不想多挣钱，就是为了保持我说话的可信度。我不怕得罪人，更不怕打官司。我从事家庭教育理论研究，是家长的朋友。我的责任就是帮助家长辨别真伪，不要上当，让每个孩子健康、幸福地成长。这才是我的追求。”

桑榆晚晴。那彩霞满天的绚烂，用赵教授的诠释

就是他所追求的“潇洒人生”。

跟赵教授面谈，沉重时一起叹息，欢乐时一起大笑，就是找不到沉闲和枯燥。他会用坦率得惊人的词语，让你始而惊讶继而大笑。他见状就自夸：“怎么样，看我这老头儿，还有点魅力吧？”看见你点头，他便得意地大笑。

这时候，你会忽略了他斑白的头发，觉得他真的就年轻得像他说的那样：“我是五十多岁的年龄，四十多岁的身体，三十多岁的心态！”

赵教授信奉年轻人的一句话：“玩命地干，拼命地玩。”二十年来，他几乎天天是凌晨一两点上床睡觉。工作时，他顾不上刷牙，洗脸，刮胡子，忘记吃饭还一个劲儿地说自己“吃了，吃了”。只要往电脑前一坐，思维便一下子活跃起来，他全神贯注，文思敏捷，左右逢源，写起来便得心应手，甚至不耐烦电脑的反应比他的手指还慢半拍。 1997 年这一年，赵教授一次出版了六本书，共一百三十多万字。

实施一周两个休息日以后，他非常生气：一周休息两天，家人都回家来了，两天都在家，乱哄哄的，影响了我的工作。他在工作中能获得极大的乐趣，希望把“星期天”变为“星期七”，一周工作七天有多好。多少年来，他的确没有“假期”这个概念，学校的寒暑假对他是没有意义的。这个时候，如果师母让他干点儿事儿，用师母的话说是“废物利用”，他准会“犯傻”。

女儿爱吃西葫芦馅饺子，老伴在家准备，让他出去买西葫芦。赵教授到菜市场转了一圈空手回来了，师母问他怎么回事。他说：“你让我买，说大个儿的买两个，小个儿的买三个。我看了一下，那西葫芦不是就分为大、小两个等级。大大小小的，究竟什么样的算大的，多大又算小的，我都弄不明白。干脆，你给我在纸上画一下，我比照着买。”

这可不是瞎编的，师母说果真有其事。直到今天，师母和女儿一想起这件事，还都乐得不行。

赵教授重视传统，很喜欢研究历史，他认为多研究历史，学问才做得有“厚度”。但他的思想意识并不保守，能接受新生事物。进到他的三室一厅，现代文明他不拒绝，端给你的是饮水机里的纯净水，电脑旁边有家用传真机，就连厕所里的马桶上都装上了少见的净便器。

出门见客，赵教授和师母照着镜子，西服、领带虽是师母包办的，但必定是价值不菲的。1994年，他以副团长的身份和团长、全国妇联华福周副主席率领中国妇女代表团去韩国访问，西服革履，潇洒倜傥，那不卑不亢、挥洒自如、大方得体的举止，让与会的韩国、日本女人偷偷地说她是“美男”，这让女团员们那个自豪啊！

在回国的飞机上，大家就送给他一个外号“帅叔”。回国后，“帅叔”美滋滋地把照片放大二十寸，放在书架上，逢人便自夸“有没有点儿周总理的风度？”

有了经济收入，他不当守财奴。儿子是酒店的经理，女儿家也有钱，都不用老两口的钱。他就把钱花在他们自己身上，教授经常对师母说：

“年轻时我很穷，你从未动摇过，死心塌地跟着我；现在，咱们有钱了，你看上什么就买什么，别当守财奴。”

为了吃特色小吃，老两口会花五十元“打的”去吃十来元钱的小吃。为了时时刻刻知道对方在哪里，老两口一人一个手机，号码保密，连儿女也不知道，说这就是他们两个人的“热线”，出门时都带上，随时保持联络。而在校园里，老两口多是形影不离，很少分开，只有老伴到老年活动站打牌的时候，他不时地打电话过去，或是“请示”什么事，或是问她什么时候去接。老伴一手摸牌，一手拿着手机，随时准备接赵教授的电话。

教授很懂得“怜香惜玉”，更会做“画龙点睛”的那一点儿活儿：刷厕所，倒垃圾这些赃活儿，他全包了，从不让师母动手；师母做饭，他在一旁递个酱油、剥个大葱什么的，他也只会这个；家住五楼，师母下班登上楼梯的第一个台阶，他在楼上就能听得出来；每当师母回家提溜着大包小包到了门口，手忙脚乱地找钥匙时，家门“吱”地应声而开，一百次，一百次他都是这样，就是为了让师母高兴。

师母毫不掩饰地说：在这个时候，我就觉得特别幸福。说明他时刻都在惦记着我。

这个时候，赵教授就会偷偷地乐：他只是开开门，举手之劳，做些眼面前儿的事；而师母则每天都要忙不颠儿地干一大堆活儿，还是心甘情愿的。你说，是谁赚了？

赵教授不仅能做学问，也能歌善舞，多才多艺。歌，他会唱评剧、河北梆子，唱京剧杨子荣让专业人士竖起大拇指；舞，他的华尔兹能一连转晕三个女伴儿，他也常常为自己优美潇洒的舞姿自我陶醉。

教授善于结交，朋友多，既有部长、司局长、总编、记者、学者，也有看门的老头儿、做饭的厨师、卖旧书的下岗工人、卖刀削面的姑娘等。他笑称：

“刘禹锡是‘谈笑有鸿儒，往来无白丁’。我跟刘老先生有所不同。我是‘谈笑有鸿儒，往来有白丁’。”

教授的目标，是要出五十本书，写出两千万字，他说“脑子还有好多本书稿”。眼下，正动手编写《中国家庭教育思想史》、《中外家庭教育比较》和重新修订他的《家庭教育学》。

吃喜欢吃的饭，干喜欢干的事儿，看喜欢看的人和景。从心所欲，不逾矩。这就是赵教授一再推崇、并孜孜追求的“潇洒人生”。